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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

    “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

    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于是，李宗吾主张“叫人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李宗吾关于“阿斗”和“黄皓”的比喻，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清末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如梁启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养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现今依然有人以类似“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的说法阻滞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李大钊曾经在《平民主义》一文中写道：“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也有这样的话：“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说这句话，是在6５年前。李大钊推崇“平民主义”的文章，已经表了８２年。

    一百年前，其实是思想界“先求思想独立”，争取走向自由的时代。

    在清末民初动荡年代的文化波澜中，可以看到相当深刻的思想闪光。

    当时检讨中国政治史的诸多论着，有一部也可以介绍，就是易白沙的《帝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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